解码“最强风投城市”：为何偏偏是合肥

澎湃新闻记者 陈卓

如果放在十多年前，江苏无锡的这支调研团或许不会把目光放在安徽合肥，这个距离300多公里的“小兄弟”身上。

无锡不这么做有其底气，作为拿到苏B牌照的非省会城市，无锡在上世纪80年代时是全国工业第二大市，“苏南模式”的发源地。更早之前，作为民族工商业发源地，走出了荣氏等家族。

但今昔非同往日。过去十多年间，合肥凭借成本优势和开放市场，通过一连串政府主导投资——京东方、合肥长鑫、蔚来，精准地抓住了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未来新兴产业机会，伴随中科大等当地院校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等有望颠覆未来的原创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合肥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三线城市，跃升为“明日创新之城”。2017年获批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今年底GDP或将破万亿。

合肥市政府大楼，外形如张开怀抱，欢迎四方来客。

合肥是幸运的，但区别于外界简单而迷人的“造神”叙事，合肥进击的背后，不在于偶发的运气因素，而是取决于其对自身定位、发展阶段、科教优势、产业理解、机会判断的准确度，以及最终将这种理解判断落地的组织效率。可供对比的是，同期其他地方政府进入了同一产业，却因缺乏研判等出现“烂尾”、“暴雷”等残局。

这或许能给包括无锡在内的诸多城市带来启发，无锡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助其成为全国第14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城市，但如今也面临着同国内其他先发地区一样的矛盾，如发展模式与创新能力、土地、环境、人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脱胎于“苏南模式”下的无锡，拥有众多细分领域的民营“隐性冠军”，且较早在集成电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上布局，但同时也受困于产业“大而不强”、缺乏拳头产品、终端产品、龙头项目等问题。

今年9月，无锡正式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建设太湖湾科创带，在约500平方公里的面积里探索新的增长可能，并为此启动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赴外学习考察行动，为期一个月，先后走访合肥、南京、常州、苏州、湖州、上海等8个城市。首站选在安徽合肥。

无锡太湖湾科创带

无锡考察团领队、无锡市政府办副主任罗安斌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无锡的产业创新，应当在产品型创新、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等方面大下功夫，以供应链逻辑构建产业发展和创新的生态圈。同时重视当地科教资源的挖掘和互动。

“合肥模式”

时至今日，12年前京东方项目的引进，仍然被当地认为是合肥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2008年京东方6代线项目的落地，为合肥今后的发展带来至少两点意义，一是奠定了今后合肥的新型显示产业优势——京东方作为拥有顶尖技术的半导体显示产业龙头企业，为合肥带动和集聚了上下游数百家配套企业集群。二是为合肥打通了产业发展与政府资本支持的关系，此后，合肥利用政府参与投融资的方式引进和创造了集成电路等等新兴产业，“合肥模式”被摆上了上海交大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什么是“合肥模式”？有别于过去政府招引项目的传统方式——主要给予土地、税收等政策性支持，合肥引入京东方项目的突破在于，政府在政策性支持之外，还要提供资本支持，即拿出钱来参与项目建设，稳定市场信心，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合肥承诺，京东方6代线项目计划总投资175亿元，其中90亿由政府保底（政府先期投资60亿元，30亿面向社会定向增发，如定增未成功，这30亿也由政府承担），85亿由银行贷款，政府提供担保。合肥当时财政收入不过两三百亿。这样的诚意和勇气，外加合肥的区位优势和水电充足等条件，让合肥最终获得京东方的青睐。

京东方项目的成功引进，其实不能算是合肥当地的一次心血来潮之举，或可算作其产业发展战略的理性决策。

作为1952年才确定的年轻省会城市，合肥底子薄，基础差，一直受到名不符实的困扰。在省内，合肥常被拿来与曾经的省会安庆、与江苏地理位置更近的芜湖等城市比较；省外，苏南城市早已实现工业化。其他中部省会城市如武汉，GDP早在2001年就已超过千亿元，而合肥2006年底才历史性突破千亿。2005年时武汉中心城区中心人口就超500万，是当时合肥的两倍还多。

落后的合肥，要如何实现突围？

为合肥奠定基调的，是其2006年前后提出的“工业立市”战略。当时新上任的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多番调研论证后认为，合肥只有发展工业，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合肥过去偏重将拥有中科大等科教资源当做比较优势，工业投资无论是总量还是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都低于中部地区五省会城市。但孙金龙认为，缺少工业基础和产业支撑的科教资源，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地区优势。“合肥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合肥市确定了几个方向：一是拉开城市框架、解决发展容量问题。同时，清减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确立更可预测的规则。包括拆除违建，建设基础设施，向南扩张，规划190平方公里滨湖新区，2011年区划调整后800里巢湖成为合肥内湖，加上划归的两区县，合肥面积增至11408平方公里。

二是招商引资，加大工业投资。合肥市基础薄弱，在开放且联系愈发紧密的市场环境下，仅依靠自生力量难以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基础。而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可以让落后地区绕过从头打造的艰辛过程。

合肥市希望抓住当时沿海产业的转移时机和合肥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至东部以及国家确定的中部崛起战略，聚焦供应链上的咽喉点，引进重大项目，帮助合肥完成工业积累，形成“合肥制造”的产业集聚和规模优势。

占合肥市三分之一比重的家电产业，正是循此逻辑发展。合肥市政府给家电产业设立的目标是，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家电产业聚集地和最大家电制造生产基地。

此前，合肥本土的明星品牌——美菱和荣事达已经通过引入格林柯尔、美的和长虹等战略投资者完成国企改制，后来，随着合肥继续推进“合肥制造”战略，引进格力电器、美的、惠而浦等家电巨头落地，到2011年合肥冰箱产量占全国1/3、洗衣机占全国1/4，超过青岛、顺德，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也就在这年，合肥市家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38亿元，成为合肥市首个千亿产业。

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培养了大量的产业工人、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能够快速匹配劳动者和企业的规模市场等等。直到今天，家电产业依然是合肥千亿级产业的支柱产业。2019年，合肥冰箱、洗衣机等四大家电出货量达到6664万台，青岛、佛山分别是3700万、2462万。

2008年秋天，合肥市政府对京东方项目的果断引进，也正是源于其支柱产业家电产业的发展刚需——家电的核心零部件面板还是进口。不过如今京东方生产的液晶显示屏与合肥本地的家电产业联系不大，合肥家电产业的结构有待优化，未来智能家电的方向或有合作空间。

这十年间，合肥成为经济增速最快的地级以上城市之一，GDP从2008年到现在增长近5倍。“从上个世纪100个城市中合肥是第97位，到2005年追到第62位，2019年追到了21位，省会城市中进入前十。”合肥市长凌云表示。

但此时的合肥依旧还是默默无闻的追赶者，直到他一把抓住了长鑫存储芯片及蔚来新能源汽车机会。

合肥长鑫存储公司

“最强风投”背后

合肥以“最强风投城市”、“赌城”的封号走红网络。但正如企业从来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城市亦是如此。这一连“押”对的几个项目，亦有机缘巧合因素。但外界简单的造神叙事可能带来一个困扰，让太多的人对这故事信以为真，而模糊了真正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机会主义者不可能得到这种机会。

合肥当地政府官员坦言，合肥敢拿出真金白银招引龙头项目、支持产业发展，一方面受现实约束，不主动搏一把便没有机会，另一方面与产业特性有关，对于一些投资大、风险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政府需要投入以给予市场信心。更重要的一点是，合肥相信，通过审慎尽职调查和技术设计，能够确保决策理性，最大可能地提高成功率、降低风险。这也构成了合肥在招引龙头项目时的比较优势。

尽职调查原本是企业收购、投资等业内行话，指对目标企业进行经营、财务、法律关系等情况的调查分析，以评估收购行为的可行性。合肥介入上述新兴产业的时机，其实也基本上是其他地方政府意识到产业重要性之时，但一些地方虽一脚踩准了产业赛道，却因对项目判断失误而发生烂尾等。

2006年前后，TFT-LCD液晶面板的重要意义已为人所知，但当时受到地方政府欢迎的是日本夏普等拥有6代以上高世代生产线的公司。

合肥为何认准当时只能做5代线的京东方？合肥政府办人士向澎湃新闻表示，选择京东方，选的是“未来”。“当时京东方的生产线虽然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他有自主技术资源，这决定了他有进行自我迭代的能力，自主产品与国外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不怕限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后来在《新火》一书中分析，京东方之所以后来获得成功，原因正是其通过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进入TFT-LCD工业领域，并在收购成功后立即建设5代线，吸收外部技术，成为当时唯一掌握主要知识产权、生成技术能力的大陆企业。

2016年正式官宣的合肥长鑫DRAM型存储芯片项目，充分体现了合肥市政府这种基于产业刚需的决策理性。

集成电路产业代表目前技术水平的最高点，对未来的区域命运影响深远。但其高门槛、重投资、周期长，迭代快、分工精细的产业特性，以及作为后进者所面临的技术来源、专利障碍、起步市场、核心技术人员等问题，都意味着徘徊在外的地方政府必须谨慎选择切入口。

合肥选择的切入口是DRAM型存储芯片。

数字芯片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被称为设备大脑的CPU芯片，如英特尔的奔腾，高通的骁龙、华为的海思麒麟芯片等。

另一种是存储芯片，按照断电后是否能保留数据，可以简化分DRAM和NAND两种——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又叫动态随机存储器，代表产品有电脑、手机中的内存条。存储的数据与CPU直连，主要存储软件运行数据，断电后数据会消失。市场规模约800亿美金。

NAND Flash，是闪存的一种，代表产品有闪存卡，断电后数据不会消失，一般存储着照片、音乐、等静态大容量数据，市场规模大约650亿美金左右。

据合肥多位内部人士介绍，合肥选择DRAM型存储芯片切入，基于几个判断：一是市场大。存储芯片市场规模约800亿美金，三大巨头——韩国三星、SK海力士、美国美光科技占全球市场份额合计接近95%，而国内自给率几乎为零，“长鑫只要能占百分之几的比例就能支撑起一个产业”。

二是时机。相比于计算CPU芯片，DRAM型存储芯片制程工艺迭代速度趋缓，这给了新进者一个较好的进入时机。存储芯片核心在工艺，因此DRAM芯片生产以一体化IDM模式为主，即从前端设计到制造、封装、销售等都由厂商独立完成。

方向确定后，合肥市政府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合作企业——合肥市政府需要选一个懂行、靠谱的合作伙伴来主导项目运营，最终确定北京兆易创新的理由是，兆易创新主营业务也是存储芯片，不过不是DRAM，而是闪存的另一个细分领域NOR flash ，由于其技术难度相对较低、市场有限，因此兆易创新也有志于进入DRAM领域 。

另一个关键理由是，北京兆易创新于2016年上市，当时科创板还未推出，对于合肥来说，项目合作方是上市公司，意味着合肥多了一条政府资金的退出通道。

至此，项目距离成立还远远不够，集成电路的特殊性决定着难关还在后头——人才、专利技术。

长鑫存储董事长朱一明去年5月介绍自身知识产权体系时提到：“DRAM产业在全球发展了几十年，制程技术持续进步，在架构、制程、设计、接口、测试、系统等方面存在很多专利，且绝大部分控制在三星、海力士和美光手中。新进者是否拥有合规的技术来源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成为立足发展的关键。”

据他当时披露，其最初的技术来源之一是奇梦达——德国英飞凌独立拆分出的存储器公司。该公司一度是全球第二大DRAM供应商，但2009年因经营问题和金融危机破产。

技术人才主要来源两处：一是2012年底，日本存储器企业尔必达因破产被美光收购，释放出一大批人才，另外一批则是由合肥长鑫项目早期核心操盘手之一——中芯国际前CEO王宁国号召而来。

等到2016年合肥长鑫项目正式对外宣布时，“我们默默筹备酝酿了两年，当时已经有几百号人集聚在合肥。”合肥相关部门人士表示。3年后，合肥长鑫宣布量产DDR4内存芯片。

蔚来汽车项目的选择逻辑也是如此，合肥市发改委人士介绍，蔚来汽车有技术、创始人有情怀、且与当地江淮汽车合作多年，经他们了解，蔚来前期亏损主要是管理成本的问题，作为合肥投资的条件，蔚来也承诺将会优化管理。如今蔚来汽车股价涨幅10倍。

多位合肥官员向澎湃新闻表示，合肥在投资重大项目时，主要把握两点，能不能投，以及如何投，投多少。

能不能投，取决于产业前景和重要性，以及对项目及项目合作团队的主客观评价。这要求合肥市发改、经信、科技、投促、产投、建投等多个部门务实协作、积极向外脑和第三方寻求建议、做好外围尽职调查，力求对产业和项目理解准确。

当地政府办人士介绍，合肥目前推进的“链长制”前身——产业领导小组机制对产业和项目的把关起到很大作用，对于主要产业，市领导会牵头跟踪，包括对全球该领域最顶级的专家建一个数据库，选择项目时，请这些顶级专家来评价，“没有专家的认可，政府不可能投资。”

如何投，投多少，如何在提供资本支持的情况下，让核心团队主导运营以及保持积极性，后续政府资金如何退出？“这就是技术操作上的问题。”合肥产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中亚向澎湃新闻表示。

政府权力会否越位，如何与市场有效分工，这是政府介入产业发展时普遍引发的疑虑。因此，合肥市在投入时坚持市场化运作，包括参与定向增发、海外并购、产业基金直投等方式，且设计了完善的退出机制。“从京东方项目开始，到维信诺、长鑫存储、欧菲光等项目，合肥国资投入一直遵循‘不谋求控股权、产业向好发展后及时退出，再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路径。”李中亚称。

最后，在项目完成研判及方案设计完善后，领导敢于决策。

至此，项目前景的答案就有了一半，另一半则是实践性的，留待时间检验，“说实话，我们现在也不能断言这些项目就一定成功，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正确的产业方向和发展路径，就一定会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李中亚表示。

创新：大学与城市的互动

过去几十年，像合肥这样通过凭借成本优势、主动融入供应链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中国城市其实并不鲜见。但合肥的启示还在于，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没有忽视基础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意义。

2017年，合肥以仅次于北京的大科学装置密度——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和稳态强磁场3个装置等科研基础，获批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国家级科学中心，让合肥似乎有些突兀地以令人艳羡的“领跑者”姿态站在聚光灯下——国家级科学中心意味着国家对这座城市会有规模庞大且稳定的研发投入和顶尖科研资源的集聚。合肥有望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变等可能颠覆未来的黑科技上取得突破。“合肥正如十年前的杭州，未来创新城市”有人这样评价。

为什么是合肥？

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向澎湃新闻表示，“合肥其实不能算异军突起，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合肥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人才的培养从来没有断过。这几年中科大留在合肥的人越来越多。”

安徽创新馆，2019年落成

安徽及合肥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理念上的——政府部门对于知识和科学的尊重。二是实践上的——做好基本功，大力引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真金白银投入建设大科学装置等平台，然后通过探索机制体制创新，促进大学与城市的有效互动，打通从知识到产业多个环节。

合肥与中科大最初的结合，早已传为一段佳话。1970年，自身条件也较薄弱的合肥，敞开怀抱接受了当时从北京疏散出来的中科大，腾出师范学校的校舍，并在电力、暖气等各个方面给予优先保障。合肥也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沉寂的时间里，因“中科大”在国内及世界科研版图上享有一定知名度。

1978年，那场被称为迎来“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全国1200多项的科技成果，安徽省就占到了两百多项。“这让当时的安徽省的领导被震撼和鼓舞到了”。安徽似乎找到了重塑尊重知识的历史传统的机会——这个在康乾年间还是富庶之地的省份，近代以来遭遇战争和水患等打击，由盛转衰、多年定位都是“农业大省”。代表着知识与科学的中科大，以及当时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改革等，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安徽人重塑自己地方认同和精神坐标的起点。

这之后，合肥更加坚定地敞开怀抱，一批军工院所迁移合肥，要地给地，要钱给钱，中电科系38所、16所等相继搬来，逐渐形成了如今拉动安徽合肥创新的三架马车——中科大系、中电科系、本地系（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等）。

如今类似中科大等学校整体搬迁的机会很难再有，但是在创新要素越来越全球化以及合作形式灵活的当下，如何集聚创新要素、挖掘已有资源，以及让城市与大学更好地互动，产生化学反应，以提高生产率、创新能力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也是各地正在思考的命题。

安徽省及合肥市的切入点是，建设大科学装置等前沿研究平台。大科学装置是为科学家应用基础研究、探寻自然科学中一些终极问题的平台。这类科研装置科研意义巨大，但是投入强度超高，动辄数十亿、上百亿元。政府把钱投在这种大科学装置上，帮助科学家降低科研成本，提供科研便利，也促进了人才和想法的聚集、碰撞。“好比战国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汇天下名士，我们把平台建好，人才自然就来了。”

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十几年前政府做这些事时几乎看不到曙光，没有浮躁地要求产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也从未断过，如支持潘建伟院士出国留学、回国做出成果后支持转化等等，十几年后量子科学的重要性为人所知，科大人感慨“合肥最大的好是可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些科研人才汇聚起来的影响直接而深刻，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了诸多科学性原理的信息。“比如，京东方后来就发现，很多原理上的问题和诊断，在合肥本地这些高校中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者牵线引荐。”

2012年，看到了科教资源之于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安徽省、中科院、合肥市、中科大四部门签订协议，共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合肥承诺一次性给予支持经费20亿元。而当年合肥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389亿元。这一年，后来也被当成是中科大与合肥的元年——此前，随着大部分高校相继迁回北京，中科大对去留与否尚存犹豫，“但有多少地方能一次性拿出20个亿支持和重视基础研究呢？”

共建协议签订后，合肥没有将其束之高阁或丢在一边，很快与中科大确立了高频的互动机制，包括联席会议、政府与学校的互访、产业之间的联系对接等等。其中，一项常态的互派挂职机制后来发挥很大作用，合肥从各个政府部门抽调骨干力量前去中科大先研院挂职服务，要求至少三年以上，陈林等部分人员甚至干到了六七年。

去年底才回来的合肥市科技局总工程师潘学文向澎湃新闻回忆，他们首先帮助建立了27项制度，如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合作谈判的门槛标准（300万元起）、收益归属、人员薪资待遇等等，制度的建立让新生机构很快走上正轨，3年时间成立了56个实验室。

作为项目挖掘经理，陈林在先研院的7年来，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科研人员梳理专利成果、对接市场需求，这要求他们必须精通专业知识，并提出值得信任的建议，如专利是否侵权，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水准，应当如何调整研究方向等等。他们还要擅长和不同领域的人士有效沟通，如科研人员、政府部门、风投、财务、会计等第三方服务机构，以实现比较有效的转化。

得益于这种互派机制下的深耕，他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如何打通从知识走向市场的经验，这些人后来成为安徽创新上“万向节”般的存在。

当前，成果转化率依旧偏低，主要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科研与市场信息不对称、没有做好衔接、专利经纪服务缺乏等等。

2016年，中科大及合肥工业大学被财政部等列入试点，进行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的探索，中科大及合工大享有对本单位科技成果的自主处置权。困扰高校专利无法盘活的症结之一——产权规则得以明确。

在如何有效衔接科研与市场方面，“安徽创新馆”，一种定位于科研供给侧改革的成果转化平台逐渐成型，实体于2019年落成。首期功能是展示安徽多年来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必须要把握两点，不能侵权，属一流成果。通过专利梳理的“笨工作“，政府对于产业的理解更加深刻。

这种办法同样适用于研判产业和项目，陈林介绍，合肥在考虑是否做集成电路产业时——同样通过这种专利梳理的方式，找出问题，“可以说合肥每一步是理性扎实的，基于一定的基础和产业机遇来做的。”

展示功能之外，安徽创新馆的定位是成果转化平台。“打造一个科研和产业企业的桥梁。”通过为科研人员提供专利服务，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愿意把他们的专利汇聚到安徽创新馆，经由梳理组织后，提供专业建议，对接交易平台。

从想法做成产品，还要有政策配套支持。合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对应不同政策重点。合肥政府办人士介绍，创新的第一步是想法到样机，这一阶段提供天使基金支持。第二步从样机到初始产品，这一阶段要完成多项认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合肥出台“借转补”政策，这笔钱先借给创业者，产品出来后借款转为补贴。第三步是市场化阶段，“借转补”资金无法支撑市场、厂房、设备的投入，政府提供补贴等作为“劣后资金”吸引市场资金，或者为其提供试验平台。每年根据产业方向、资金配比等进行灵活调整。

合肥与清华大学的互动也能体现这样的逻辑。2013年，合肥引进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不仅提供真金白银支持其完成从0到1的研发（每年给予6000万元资金），后来在其从1到100的过程中，提供了“工程化试验”平台。合肥承诺，“清华合肥研究院可率先在合肥试点“城市生命线”工程——即对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监测和提前预警，防控爆燃等重大风险，积累经验，成熟之后再在全国推广”。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灾害耦合环境实验室副主任武金模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

合肥市长凌云表示，合肥以清华公共安全研究院为切入口，后续引入清华启迪科学城等，开启了清华与合肥在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他们还专程到北京，引进了清华附中，今年第22次清华校友工作会议也放在合肥召开。

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对知识的尊重，显性影响如产业得到极大发展。更多变化则是潜移默化悄悄发生的，一些建筑上的细节或许体现出政府对理性和开放的追求——当地政府大院没有设置围墙，甚至不足以称为“大院”，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其2005年建起来的政府双子楼，呈对称状的圆弧结构，寓意合肥张开怀抱、欢迎四方来客。一些局办的走廊墙上，挂着的是科学发现的简介，部分办公室贴有三四张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安徽地图、合肥地图。

“创新像煲一锅汤，有了好食材还不够，放在一起也不够，还要长时间文火慢慢熬，要有持续的温度，火不能断，要持续，这样才能让所有进了锅的优质食材彼此作用、充分互动、充分融合、直到浑然一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曾这样阐述“创新”，在他看来，创新不仅要汇聚全世界的创新要素，更重要的是创新要素之间要有更密切的互动，要增加浓度。

责任编辑：李克诚

校对：栾梦

靠手艺还是靠手气：风投之城合肥的发迹史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财经新知Pro

被称为风投之城的合肥，近期又曝大动作：

去年比亚迪刚在合肥建了一个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今年再一次加码，要在合肥建一个新能源汽车高端核心零部件工厂——占地4000亩，年产40万辆，8月底开工。

同时业界盛传，合肥正在与小米接洽，小米汽车有望落户合肥。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合肥都赚足了眼球，也表明了自己的实力。

而最新的GDP成绩，合肥也表现不俗：今年上半年合肥GDP达到5203.5亿元，超过了西安，排在全国20位。

回想2005年，“大县城”合肥还排在75位，2010年排到38位，今年上半年则爬到了20位。保持了年均17.5%的复合增长速度！

合肥，靠的是手气还是手艺？背后有没有必然性的逻辑？

我们就扒一扒合肥的风投史，看看它在一次次紧要关头，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01、 从家电到京东方

合肥的家电产业是有点底子的，90年代就已经土生土长出了荣事达、美菱、黄山、万燕、天鹅等多个品牌，后面又招来了格力、长虹、美的、欧力等等，隐隐已经成为家电王者了。

2004年初，时任合肥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的王厚亮走访海尔，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配套，政府来解决。海尔负责人把心病说了出来：

我们迫切需要大尺寸的TFT-LCD液晶显示屏。

LCD显示屏是电视机的核心部件，国内没有这个技术，一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不下。本来他以为，说了也是白说，这不只是海尔自己的心病，而是全中国各大彩电企业的共同难题。你一个开发区的副主任能怎么解决呢？

正如当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所说：

我国的平板电视显示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导致中国平板电视的销售利润绝大部分被国外厂商（如日本夏普、韩国LG等）攫取，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不亚于中国彩电产业化之前。

当时国内有自主产权的，只有京东方的5代线，而5代线是用于电脑显示器的，彩电需要用6代或更高世代的产线。可以说，液晶显示器被外国卡脖子的严重程度，不亚于现在的芯片。

最先行动的是深圳。

2005年，深感卡脖之痛的TCL、创维、康佳、长虹四家彩电企业，在深圳市政府的推动下，准备与国外厂商合资在深圳建设一条6代线。

但是当他们寻找国外的技术合作商时，却没找到一个有诚意的：要么是不转让技术，要么是漫天要价。无奈只能转向国内，国内能做这个的只有京东方。京东方也正想向高世代线扩张，于是三方很快就敲定意向，京东方立刻组建了技术团队。

但2006年6月，日本夏普主动找到深圳说：

京东方的技术不行，我可以帮你建，而且是跨过6代线，直接上7.5代线！

深圳市政府动摇了。京东方确实没建过6代线，不知可靠不可靠，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夏普有经验、有技术。

然后，京东方就被晾在了一旁。

不过，夏普和深圳方面谈了一年多，却公然违背最初的承诺，谈判不得不终止。夏普高层公开表示：

夏普的主要精力放在日本的10代线上，没有在中国建设生产线的计划。

此后，夏普继续玩着搅局的把戏。当它听说上广电又要和京东方建6代线时，又找到上广电求合作，于是京东方又被甩掉，随后夏普又找了个借口甩了上广电。

被放鸽子的深圳，找到被放鸽子的京东方说：

那边没成，要不，还是咱们合作吧。

但这次，深圳却晚了一步。

话说当时合肥经济开发区副主任王厚亮调研海尔之后，便决心要解决液晶显示器的问题，恰好他的清华校友张百哲在京东方任独董，便给二者牵了线。

虽说京东方和合肥的来往有些日子了，但由于京东方心心念念要去深圳——一是因为建立产线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二是还需要齐全的上下游配套——所以没怎么考虑合肥。直到2008年，京东方再一次受邀访问合肥时，才被合肥打动了：

厂址的土地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合肥承诺：资金方面，深圳给多少合肥就给多少。

京东方全面评估之后，发现合肥还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位于长三角经济带，离上海南京都很近，离北边的北京、西边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南边的珠三角距离都很均等；更重要的是水、电：一条6代线一天要消耗2万多吨水，合肥有长江和巢湖，水资源充沛，还是电力输出省。

这个项目市里又非常重视，市委书记孙金龙挂帅，市长吴存荣操盘。

于是京东方正式邀请合肥团队来京考察。

2008年3月27日，即合肥团队考察京东方的前一天，吴存荣整夜没睡，通宵研究京东方资料，第二天一早便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我快成液晶显示行业专家了！”第二天在饭局上，孙金龙就拿出了意向书，双方正式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京东方因为有了两次被甩的经历，这一次董事长王东升主动问合肥领导：

如果夏普找上门怎么办？

合肥领导表示：

绝不动摇。

按照京东方的方案，项目总投资达到175亿元。其中60亿由京东方定向增发股票来募集，60亿通过银行贷款，剩下的要合肥来出。数额之大，创下了合肥工业投资历史之最。这么大一笔钱，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如果不成功，合肥将如何承受？

但是，如果不横心拿下这条产线，那些彩电企业就可能出于降低物流成本的考虑而迁到离液晶生产基地近的地方，这对合肥家电制造业的地位将产生致命冲击。

投还是不投？这是个问题。

正式签约的日子定在了2008年9月12日，9月11日合肥要最终拍板。

合肥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四套班子及各区县、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洋洋洒洒百余人，只讨论一个议题：

京东方的项目要不要投？

同一天，京东方也兵分两路，董事长和总裁飞往深圳，副总裁留在合肥。

副总裁留在合肥，就是要等待合肥的最终“裁决”。

而董事长和总裁飞往深圳，则是为了如果合肥还不能最终拍板，京东方就立马投靠深圳。

合肥这边的会议结果，出人意料地一致：项目不怕大，只要看准了就大胆做。合肥市委最终拍板：

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千里之外的深圳，王东升被深圳领导灌得酩酊大醉，通过疏通关系才登上了飞往合肥的航班——第二天他还要赶往合肥签约。

9月12日，王东升到合肥后输液两个小时，喝了一碗面条，就直赴签约现场脱稿陈词：

“我所到过的每个城市，书记和市长都待我如上宾。然而，到了下面的执行单位，力度明显下降，就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只有合肥，做到了这样坚定而执着地上下一心！所以，我本人‘情动’于合肥，京东方‘情定’于合肥！”

2010年初，京东方的工地上已经是几十台塔吊施工的壮观景象。

而合肥为了筹钱，把在建的地铁都暂停了，全市都做好了发不下工资的准备。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是值得的。

合肥京东方6代线工厂

京东方的落户，既解决了彩电企业的显示屏供应问题——他们每年的显示屏年采购金额都能达到500亿至700亿元——又吸引了基板玻璃、偏光片、模组方面的10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带动了合肥超过千亿的投资（例如从2015年到现在，美国康宁公司已有9个项目落户合肥，合肥已经成为康宁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之一）。以致于开发区的地皮都不够用了，合肥不得不（兴高采烈地）向中央请示用地问题。

更重要的是，京东方6代线项目是大陆的第一条高世代线，而且还是完全自主建设——包括厂房过道的砖——对于中国的TFT-LCD工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几年后，受到鼓舞的合肥，又提出建设更高等级的8.5代线。这次的投资更大，达到285亿，需要合肥出100亿（40亿现金，60亿免息借款）。

不过，因为京东方在外地建产线已经惹得北京（京东方的大本营）不高兴，所以合肥这时又慷慨解囊，为北京送去20亿支持京东方在北京建8.5代线，才换来了北京市政府同意其在合肥建8.5代线。

2012年京东方主营业务开始盈利，终于告别了以前那个“让投资者咬牙切齿、避之唯恐不及”的亏损王。

从此，京东方满血复活了。

中国的显示屏产业也复活了。

今天，京东方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五种液晶显示屏的市占率，已经稳居全球第一，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

京东方只是整个“显示屏”产业链上的一个明星。在整个产业链上，合肥还投资并引入了彩虹、康宁、联宝、三利谱、维信诺第6代柔性屏、双子COF卷带、视涯硅基OLED等等，延伸到“从沙子到整机”的完整链条。

合肥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继显示屏之后，合肥很快就会再次打破国外垄断了，那就是内存芯片。

02、 内存芯片的突围

2020年5月14日，京东悄然上架了一款内存条：纯国产DDR4内存——光威弈系列Pro。这款内存条的芯片，正是由合肥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很多人只知道cpu是芯片，却不了解内存的芯片也非常关键。正像“彩电企业有很多、但生产LCD显示屏的只有那几家”一样，生产内存条的也很多，但生产存储芯片的企业也只有这么几家：三星，海力士，镁光。前两个是韩国的，镁光是美国的，大陆是一片空白。但现在，中国整整花了20年时间，才在这个领域攒出了一只可用之师：

合肥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为什么在投资显示屏之后，又想到了投资存储芯片？

答案仍然是它的家电产业。

近几年家电朝着智能化发展，使合肥越来越感到传统家电的危机。而要发展智能家电，存储芯片就是必不可少的核心部件。这东西被国外卡脖子多年，如果现在不发力突破，将来会越来越被动。

2016年，合肥正式启动存储芯片项目。为了保密，这个项目没有名字，只用506作为代号——传闻是因合肥领导和兆易创新的创始人朱一明在2016年5月6日那一天讨论项目而得名。

兆易创新本来是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成立于2005年，只做一种边缘化的存储芯片NOR flash。主流的存储芯片是DRAM（用于电脑和手机的内存）和 NAND （用于手机存储或固态硬盘），这两种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NOR flash市场非常小，只用于嵌入式系统。

但小公司有大梦想，朱一明早就渴望进军DRAM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2016年合肥政府找到他，这事才有了眉目。

合肥市政府给出了一份诚意满满的合作协议：

合肥和兆易一起出钱建设专攻DRAM代工的合肥长鑫项目，合肥政府先出3/4的钱， 兆易后出剩下的1/4，长鑫的运营由兆易来做。长鑫要是成功了，合肥政府的股权就由兆易收购，相当于合肥就收个成本和辛苦费，胜利果实还是兆易的。

于是一拍即合，2016年5月，合肥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可DRAM存储芯片是一个比显示屏耗资还要大、技术风险还要高的行业，长鑫一期就要投入200多亿（实际上到2020年5月已经投入超过500亿），总共要投1500亿。国际DRAM三巨头中最小的镁光科技，2019年一年的资本支出都有97.8亿美元，是长鑫一期投资计划的3倍。

当年京东方创下的投资额之最，很快就被刷新了。合肥市政府自己钱不够，就厚着脸皮去省里借钱。所谓越努力越幸运，此时又来了帮手：刚刚成立2年的国家半导体大基金，也正在寻找靠谱的DRAM制造企业，便以14.5亿入股了兆易11%股份。

此时只剩下最后一个难题：技术专利。

十年前中芯国际搞DRAM芯片，就是因为专利问题被起诉，不得不退出。2018年福建晋华DRAM项目也是因为镁光的专利诉讼，不得不搁置。合肥长鑫将如何迈过这道专利墙？国外的竞争对手们都在等着看笑话。

这个谜底，直到2019年底才被揭晓：

长鑫购买了德国一家公司的技术专利包。

这家公司叫奇梦达，曾经也是DRAM芯片领域的领军企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破产，它的许多专利也就被低价拍卖。合肥长鑫便从专利贩子那里买来了专利包——据朱一明描述，这个专利包足足有一千多万份有关DRAM的技术文件，16000份专利，以及2.8TB数据。

在这些专利基础上，又花了25亿美元来重新设计芯片架构，将奇梦达遗留的46nm技术，提升到10nm级的水平。

时来天地皆同力，一切就绪后便立马开工了。

2017年3月，长鑫项目开工

为加快进度，合肥职能部门在基建阶段就提前介入，跟踪服务、专人对接、各种手续“立等可取”。

长鑫母公司睿力给合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送锦旗

短短10个月后，厂房建设和设备就安装完成了，创下同级芯片厂的最快速度。2020年就出厂了第一款消费级芯片，放在京东出售了。

坐落在合肥新桥机场南侧的长鑫工厂

其实长鑫只是合肥集成电路产业的一个代表。

在集成电路领域，合肥通过基金直投、跟投等方式聚集颀邦封测、通富微电、芯碁微装、恒烁半导体、联睿微电子等集成电路上下游企业，形成涵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及设备材料的全产业链条。

晶合、通富微电、联发科技，北方华创、江丰电子、上海微电子等，都在围绕合肥长鑫存储形成了集群。

03、 从蔚来到汽车产业园

在显示屏和存储芯片上，合肥都投对了，甚至可以载入史册。但合肥没有停下来，面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新能源汽车战略，合肥怎么能眼睁睁错失这个大机遇呢！

在汽车领域，合肥虽有江淮、安凯、国轩，但都过气了，所以合肥又要在汽车上发力了。

在最近几年崛起的造车新势力之中，理想、小鹏、蔚来，是三大领军企业。然而在2019年，李斌和他的蔚来却陷入了至暗时刻：

正值发力量产的时候，国家取消了补贴；

接着又发生自燃事件，召回了四千多辆ES8；

销量大幅回落，现金流到了按天计算的地步。

财报显示，2019年蔚来全年亏损114.13亿，股价也一路跌到1美元的退市红线附近。各路分析师和吃瓜群众一边倒地把蔚来踩进了土里。

这一年，李斌被称为最惨的男人。

李斌，早年靠域名赚了第一桶金，后来又大量做投资、创办易车网，早就财务自由了。但正如李斌自己所说：我创业不是为了赚钱，创业只是我活着的方式。做汽车媒体多年之后，不甘于一直“教人买车”的李斌，在2014年拿出自己的全部身家，亲自下场造车。

在2019年这个凶险时刻，急需一笔资金来解渴的李斌，却没有找到愿意雪中送炭的人。他还对接了18个有意投资的城市，最终也是被放弃。

但是，合肥是第19个。

当蔚来进入合肥的视野之后，合肥一面找专家团队评估蔚来的技术和前景，一面找法务财务对蔚来做尽职调查，一面高度关注国家关于电动汽车的政策导向，一面谈判条款细节，四条战线同时推进。

当时正是疫情管控期间，视频会议开了无数次，也把李斌个人调查了个底朝天：那段时间，很多和李斌有过交往的人，都密集接到了来自合肥的电话。

合肥发现，蔚来有技术、有情怀，眼下的困难主要是由于成本管理不善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完全可以解决。于是合肥便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蔚来投了70个亿，占股24.1%。

整个过程仅仅用了一个多月。

蔚来从重症监护室中醒了过来。

随着整车交付量的提升，以及新能源汽车热度的带动，蔚来股价一路狂飙，最高达到66美元，合肥一度浮盈达1000亿元。

但这样“炒股赚钱”并不是合肥的最终目的。

蔚来恢复一些元气之后，在2020年10月29号，合肥市便开始和他们讨论一件事：怎么能够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规划安徽的智能电动汽车产业？

经过五六个月的深度讨论，双方决定一起玩个大的：

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智能汽车产业集群，载体就是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

今年4月29号，这个相当于15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电动汽车产业园，已经正式开工了，预计未来将入驻几百家企业。产业园规划为100万辆整车产能，100GWh电池产能，电池包在园区内实现自动化物流，甚至不需要运输车辆。

引进新势力的同时，合肥也在想办法盘活旧资产。

合肥国资委旗下的江淮汽车，廉颇已老，甚至到了靠政府补贴来维持的地步。如何盘活江淮这样的旧资产，也是合肥面临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引入蔚来，正是江淮的一剂良药，因为蔚来一直是由江淮代工。

但这还不够，投资蔚来仅仅3个月之后，合肥又撮合了大众对江淮和国轩高科（做汽车电池和电机业务）的投资：

2020年5月底，大众宣布向国轩高科投资11亿欧元，成为其大股东；向江淮汽车投资10亿欧元，获得50%股份（加上原有股份共75%）。

大众作为全球头部车企，这两年正重金押注在新能源汽车上。按照大众的规划，2028年电动车总产量要达到2200万辆，其中中国市场将占据超过一半的规模，大众急需在国内找到一个支撑点。所以合肥再一次抓住机会，傍上巨头来盘活自己的资产。

不得不佩服合肥决策者的经济头脑，手握蔚来、大众两张新旧势力王牌，剑指世界级智能汽车产业园，这气势恐怕连广东、湖北等汽车大省都会直呼羡慕。

蔚来、大众江淮并不是终点，合肥又相继投了威马、零跑，拉来了吉利汽车总部研发基地和生产制造基地……目前合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布局了上下游120多家企业，总投资规模超过500亿：

江淮、安凯、蔚来、长安等整车厂，比亚迪、国轩高科、华霆动力、中盐红四方锂电等200多家关键零部件厂商，以及力高、锐能、贵博、优旦等一批第三方电池管理系统，巨一自动化等电机，融捷动力电池回收等等。

继“家电之都”之后，“新能源汽车之都”似乎又要呼之欲出了。

04、 为什么是合肥？

事实上，上面的案例，仅仅是名气比较大的几个，根本不能涵盖合肥产业投资的整个图景。

除了显示面板、存储芯片、新能源汽车三个领域之外，还有以晶澳、通威、阳光电源等为龙头的光伏产业，以安科生物、美亚光电、丰乐种业为龙头的生物产业等等。

截至2020年，合肥国资累计向战略新兴产业直接投资超过1200亿元，带动总投资超过4500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总投资接近5000亿。

一投就是一个产业链，一投就是一个集群。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

为什么是合肥？凭什么是合肥？

可能不少人认为，合肥就是赌，手气好罢了。

但我不这么看。从上个世纪的一个大县城，成长为TOP20的新一线，一盘烂棋成功下活，背后一定有某种逻辑必然性。

一个做电竞的朋友最近和合肥市政府接触，告诉我一个现象：

合肥那些官员，和想象中不太一样。

这朋友说，别看那些人都40多了，在电竞和互联网方面比年轻人还熟悉，说起业内公司、专业名词，都能信手拈来。

而且和他们打交道非常干脆利落，一点不油腻。有一次一块吃午饭，大家相互敬了一轮酒，领导就坐下继续吃。看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就环视四周站起来说：“我看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然后起身握手道别，拿包走人。根本没有什么废话，也没有劝酒、攀情份等现象。

朋友说，这和我印象中的饭局截然不同，我能感觉到，这帮人是真正干事的。

这种作风从上到下，被贯彻到合肥招商团队中的一兵一卒。

用前市委书记孙金龙的话说：

“只要你有项目，有策划，来合肥投资，我们给你免去37项行政事业性手续费用，给你提供最完善的条件，又快又好地协助你搞企业。

你的员工新来陌生的城市没地方住，我们找房子；新厂房没水电，水电局立刻赶去安装。

我们的组委会绝对不是虚有其表，我们会认真执行，进行实质的工作，绝不会只和你喝个酒，开个会，一年后荒田还是荒田。”

除了“真正干事”的态度之外，这些人的专业程度也是爆表。

合肥的招商投资队伍，已然演变成了一个职业投行。

他们常年外派两三百支招商小分队，一支小队每年10万经费。一个基层招商员，都具备全产业链知识。

据说一个招商员到某企业转了一圈，就目测出厂房加设备值3800万。经核对，只和原价差了50万。专业和经验的积累，使他们常常只要谈一次，就知道这个项目有没有希望。

这种系统性知识，在合肥的一份《重点产业招商指南》中充分体现了出来，199页的报告里，清晰梳理了各个产业的发展趋势、市场需求、技术及政策，精细程度不亚于专业投资机构。编写这个指南的，就是合肥市投资促进局的人。

作为对比，你可知道其它地方的招商手册都是怎么写的？大多数地方的招商手册就是一沓宣传页：介绍一下自己的人文历史、优惠政策、地理位置、领导关怀，就完事了。

他们的招商队伍效率奇低，因为他们的招商意图很模糊，对产业知识一问三不知，往往在企业那里驻扎一周也没什么结果。出差就是摸鱼、在酒店打牌。

他们听说合肥的招商厉害，便跑来取经。2014年以来，先后有几十波全国各市县的人过来学习。苦功夫没学会，倒是学会了“大胆、豪赌”，反而因此栽进去了不少。

人，始终是第一原因。

第二个因素，可能就在于地理位置了。

从人口地理学来看，合肥正好在胡焕庸线以东部分的中心位置。这个中心位置，最直接的意义就是节省物流费。李斌曾经算过，在合肥做生产基地，一辆车能省4000元左右的物流费，包括进厂物流、整车物流，那么100万辆车，就能省出40个亿。背后的原因，就是从合肥运到主流消费者目的地，平均里程是最短的。

离长三角近也是一大优势，长三角的优质朋友圈有明显的产业协同作用。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动力电池生产有临安的南都电源、南通的国轩高科，电动机有杭州的万向钱潮、宁波的双林股份……蔚来的设计团队为了国际视野，选择在上海办公，从上海到合肥也不过需要2小时。

地理位置的优势，会在难以觉察的地方渗透。这个是后天学不来的。

合肥的成功，并不容易复制。

05、 结语

其实合肥模式不是首创，也不是特例，各地通过投资来招商的模式早就大行其道。

那么政府权力是否会越位，如何与市场有效分工，这是很多人的疑虑。

在国外，招商这种大项目的时候，也有优惠政策，但是当地政府一般是不会出资的，因为议会不可能通过。

但是在中国，1980年以后，当发展经济的主体责任落到地方政府头上时，地方政府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和市场经济共存共荣的统一体。假如权力越位伤害到经济，也就伤害了它自己。

所以合肥才会坚持这样的原则：投入时坚持市场化运作，退出时有完善的退出机制——从京东方项目开始，到维信诺、长鑫存储等项目，合肥国资一直遵循的是“不谋求控股权、产业向好后及时退出，再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路径。

事实证明，投资招商的模式是可行的，而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短视的缺陷——如果不是合肥投资蔚来，一家造车新势力可能就这样消失了。

相比纯粹的市场投资机构，合肥国资并没有把快速盈利放在第一位，而是更加看中企业是否能带来就业机会和产业升级——这是更长远的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合肥的风投，不仅发展了自己，对全国也是功不可没。

“一条马路三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小河流穿城过，一座小楼才两层”，这道歌谣是曾经的合肥的写照。

出身贫寒的合肥被选为省会时，安徽其它小兄弟全都不服。这种不服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宁愿去认南京当“省会”。

但合肥根本没空搭理这些，它只是专注于投资，并在一次次的投资中证明着自己。

参考资料：

万亿城市新征程·合肥，2021，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

对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些思考，2021，李斌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路风

王厚亮 ：合肥五年液晶热恋始末，2009，21世纪经济报道

孙金龙：砸锅卖铁也要干成这事！2009，安徽市场报

2019年存储IC国产化之长江存储、合肥长鑫研究报告，2020，广发证券

合肥长鑫，中国存储芯片的20年接力，2020，科创远川汇

一家10年前破产的芯片厂，竟让国内存储大业摆脱侵权疑虑？，2019，DeepTech深科技

合肥长鑫存储成长史，2019，经济参考报

合肥国资委讲述“风投之城”背后的“操盘秘籍”，2021，新安晚报

合肥重点产业招商指南2020，合肥市投资促进局

孙金龙同志在合肥市招商顾问座谈会上的讲话，2009，孙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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